父亲是个瘦削的人，背脊微驼，颧骨高耸，眼睛却极有神采。我每每想起他，便先看见那双眼睛，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闪着青白的光。

他少言寡语，终日只在田间劳作。天未亮便起身，踏着露水出门，日头西斜才归家。我幼时总疑心他是不爱我们的，否则何以整日不见踪影，归来也只顾扒饭，很少同我们说话。饭桌上，除了筷子碰碗的声响，便只有母亲偶尔的问询和他的简短应答。

记得有一年夏日，我染了热病，高烧不退。母亲急得团团转，他却只是皱了皱眉，说了句"不妨事"，便又下地去了。我躺在床上，听着蝉鸣聒噪，心里怨极了这个冷漠的父亲。及至黄昏，他忽然回来，手里攥着一把青草药，汗珠顺着脖颈往下淌，衣衫尽湿。他一声不响地捣药、煎药，扶我起来喝下。药极苦，我皱眉不肯喝第二口，他便从兜里摸出一块冰糖——那在乡下是极稀罕的物事。后来我方知，他是跑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药铺求来的方子，冰糖也是用预备买旱烟的铜板换的。

他识字不多，却极看重我的学业。每当我伏案写字，他便在旁静立，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的笔尖。我若写错一字，他便"啧"一声，虽不言语，那声音却比责骂更令人心惊。他常道："字是人的脸面，不可潦草。"后来我离家求学，他送我至村口，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攒下的几枚银元。"好好读书。"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发觉他的腰比记忆中更弯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放假回家，见他手上生了冻疮，裂开几道血口子，却仍每日下地。我要去买药膏，他摆手道："庄稼人的手，哪有那么金贵。"第二天，我悄悄将药膏放在他枕边。夜里醒来，见他正就着油灯涂抹，神情专注得像个孩子。

后来我在城里谋了差事，接他来住。他局促地坐在沙发上，手脚不知往哪儿放。我给他买新衣，他嘟囔着"糟蹋钱"，却在我转身时偷偷抚摸那光滑的布料。住了不到半月，他便执意回乡，说挂念地里的庄稼。送他上车时，他忽然从窗口探出身，往我手里塞了个纸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不知他何时攒下的。

去年春上，他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在他枕头下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收着我历年寄回家的信，还有我小学时得的一张奖状，已经泛黄。邻居告诉我，他常在人前夸我，只是从不当着我的面说。

现在每当我看见田间劳作的老者，总要驻足多看两眼。他们弯腰的姿势，竟都与父亲如此相似。我才明白，父亲的爱，原是这样沉默地藏在泥土里，藏在庄稼的根须间，藏在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牵挂中。

他坟前的草，今年又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