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纪念日,又是到了。这日子,在日历上标得鲜明,然而人心却未必如此。我站在维港之畔,看那海水蓝得发亮,船只往来如织。阳光颇烈,照得人睁不开眼。岸边的栏杆上,不知是谁挂了一面小小的国旗,红得刺目,在风中猎猎作响。行人匆匆,少有驻足者,偶有游客模样的人举起手机拍照,旋即又走开了。
记得回归那日,我尚幼小,坐在电视机前,看那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父亲拍手叫好,母亲却默默拭泪。当时不解其意,如今想来,大约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罢。
香港的街头,照例是热闹的。茶餐厅里人声鼎沸,侍应生托着餐盘穿梭其间,吆喝声此起彼伏。我常去的那家,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精瘦男子,姓陈,自称"老陈"。他做丝袜奶茶很有一手,甜而不腻,茶香浓郁。
"回归纪念日,生意如何?"我问。
老陈擦着玻璃杯,头也不抬:"同平时一样啦,香港人最实际,纪念日也要食饭嘅。"
他忽然压低声音:"不过今年多了些内地游客,专程来看烟花。我特意多进了些货,赚点外快也好。"
窗外,几个穿着印有"我爱中国"T恤的年轻人走过,大声说笑着。老陈瞥了一眼,摇摇头:"后生仔,就是热血。"
午后,我去拜访了一位旧友,黄先生。他是退休教师,住在北角一栋老旧的唐楼里。书房四壁皆书,桌上摊着一本《香港简史》。
"香港这地方,从来就是中国的。"黄先生推了推老花镜,"只不过被租借出去百余年。如今回来了,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问他可觉得有什么变化。
"变化?"他笑了笑,"地铁通了,楼价涨了,普通话普及了。年轻人有的北上发展,有的留在本地。日子总要过下去的。"
黄昏时分,我乘天星小轮渡海。船上多是游客,举着相机拍个不停。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孩,指着对岸的高楼问母亲:"妈妈,那些大楼都是我们的吗?"
母亲摸着她的头:"是中国的,也是香港的,更是我们每个人的。"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跑去船头看海鸥了。
夜幕降临,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人群聚集在星光大道,欢呼声此起彼伏。红的、黄的、绿的光映在人们脸上,变幻不定。我站在人群中,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香港,这座城,经历过殖民统治,经历过金融风暴,经历过SARS,经历过占中。它像一艘不沉的船,在历史的风浪中颠簸前行,却始终未曾倾覆。
回归二十余载,香港人学会了在变与不变间寻找平衡。茶餐厅的奶茶依旧香浓,股市依旧起伏,街道依旧拥挤。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会流利地说普通话,越来越多的企业北上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在两地之间展开。
烟花散去,人群渐稀。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清洁工正在收拾地上的垃圾。他哼着小调,动作麻利。我忽然想起老陈的话:香港人最实际,纪念日也要食饭。
或许,真正的回归不在于盛大的庆典,而在于这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中。在于一杯奶茶的温度,在于一次渡轮的往返,在于一个清洁工哼唱的小调。
香港回来了,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而生活,也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