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中住的多是些穷苦人家。东头住着王婆，是个寡妇，丈夫早年被拉去当兵，一去不返，只留下个半痴的儿子。那儿子三十来岁，整日坐在门槛上，望着天空发呆，嘴角时常挂着涎水。王婆靠替人缝补度日，眼睛已不大好使，却仍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我曾见她手指上布满针眼，旧伤叠新伤，她却只是笑笑，说习惯了。

西头住着李铁匠，是个魁梧的汉子，整日围着皮裙，在火炉前敲敲打打。他的铺子里永远响着叮叮当当的声音，火花四溅，映得他黝黑的脸忽明忽暗。李铁匠有个女儿，十六七岁，生得白净，与这黑乎乎的铺子极不相称。她常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绣花，偶尔抬头看一眼过往的行人，又迅速低下头去，仿佛怕被人瞧见了心思。

旧巷中间有口古井，井台用青石砌成，已被磨得光滑。每日清晨，女人们便聚在这里打水，说些家长里短。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却总能传出很远，像是一种隐秘的交流。井水清冽，夏日里尤其冰凉，我曾见巷里的孩子们用绳子吊着西瓜沉入井中，半晌取出，瓜皮上凝着水珠，剖开后红瓤黑籽，咬一口，凉透心脾。

这巷子里最热闹的要数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晾晒的腊肠、咸鱼挂满了屋檐，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油光。小贩的叫卖声也比平日频繁，卖糖葫芦的、卖芝麻糖的，声音在冷空气中格外清脆。孩子们穿着臃肿的棉袄，在巷子里追逐打闹，脸蛋冻得通红，却笑得灿烂。连王婆那痴儿子也会跟着他们跑几步，虽然很快就被抛在后面，却也显出几分难得的生气。

然而旧巷的好景总是不长。前年夏天，城里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拿着图纸在巷子里来回丈量。不久便有传言说这里要拆了，盖新楼。起初人们不信，这破巷子有什么好拆的？但随着测量的人来得越来越勤，传言也愈演愈烈。李铁匠第一个发了火，抡着铁锤说要和房子共存亡。王婆只是叹气，夜里缝补时眼泪滴在布料上，晕开一片。

拆的那天来了很多人，有穿制服的，有拿工具的，还有看热闹的。王婆抱着她那痴儿子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像两尊泥塑。李铁匠的女儿躲在父亲身后，手里紧紧攥着那块未绣完的手帕。机器轰鸣着推倒了第一堵墙，尘土飞扬中，我看见李铁匠的肩膀垮了下来。

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工地，围墙高耸，里面机器声昼夜不停。偶尔路过，我还能在围墙的缝隙间看见那口古井的一角，井台上落满了灰尘。工人们说这井水甘甜，他们常打来喝。王婆和李铁匠一家不知搬去了哪里，或许在城郊的某个安置房，或许流落到了更远的地方。

城市的扩张总是如此，像一只不知餍足的兽，吞噬着一切旧物。人们说这是进步，是发展，我却总想起旧巷里那些阳光斜照的午后，女人们在井台边的低语，孩子们追逐的笑声，还有李铁匠铺子里飞溅的火星。这些记忆如同被拆掉的砖墙，散落一地，再也拼凑不完整。

老槐树倒是留了下来，孤零零地立在工地旁，树干上钉着"古树名木，禁止砍伐"的牌子。它站在那里，像一个固执的老人，不肯随波逐流。夏天时，它依然投下浓荫，只是再无人来乘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