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干粗得需两人合抱，树皮皲裂如老人手上的青筋，蜿蜒盘曲，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岁月的秘密。树冠却依然茂盛，枝叶婆娑，在夏日的午后投下一片清凉的阴影。这阴影里，总坐着几个老人，一壶茶，一盘棋，便消磨了整个下午。

我幼时常在这树下玩耍。那时树还没有这般粗壮，树皮也光滑些。每到五月，槐花便开了，一串串洁白的小铃铛挂在枝头，风一吹，香气便弥漫了整个巷子。母亲会拿竹竿绑上铁钩，将槐花钩下来，洗净了拌上面粉蒸熟，便是清甜的槐花饭。那滋味，至今想起仍觉齿颊生香。

树下有个石凳，据说是民国年间就有的。石面已经被磨得发亮，边缘处还刻着几个模糊的字，像是"民国廿三年"之类。张爷爷总爱坐在那里，捧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他年轻时是私塾先生，后来在小学教语文，退休后依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我常凑过去，他便指着书上的字教我认。"这是'仁'，仁者爱人；这是'义'，义者宜也。"他的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

石凳对面是李婆婆的茶水摊。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一个煤炉上永远坐着咕嘟冒泡的大铁壶。茶是最普通的茉莉花茶，两毛钱一碗，却能让人喝出山泉的甘甜。李婆婆耳背，总把顾客的话听岔，却从不会算错账。她喜欢用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塞给我一块冰糖，说："读书人，要甜甜蜜蜜的。"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在槐树上叫得声嘶力竭，树叶都蔫蔫地打着卷。我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家，张爷爷忽然放下书，指着树干上一道新鲜的疤痕说："这是日本人的刺刀砍的。"我这才注意到，老槐树身上布满了这样的伤痕，有的已经愈合，长出了新皮；有的依然狰狞，像一张咧开的嘴。

"那会儿啊，"张爷爷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鬼子进了城，见人就杀。你李婆婆的丈夫，就是在这棵树下......"他的话没说完，李婆婆提着茶壶走过来，重重地放在石桌上："老张头，又跟孩子说这些做什么！"她的眼眶却红了。

后来我上学了，很少再去槐树下。偶尔经过，总能看到那几个熟悉的身影。张爷爷的背更驼了，李婆婆的头发全白了，石凳上的字迹越发模糊。槐花一年年地开，一年年地落，落在老人们花白的头发上，像是时光撒下的盐。

去年冬天，张爷爷走了。听说是夜里读书时伏在桌上睡去，再没醒来。他的葬礼很简单，几个老街坊，一束白菊。李婆婆站在槐树下，望着送葬的队伍远去，忽然说："老头子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那天特别冷，槐树的枯枝在风中颤抖，像老人伸向天空的手。

今年春天，李婆婆的茶水摊没有再开。她的儿子来接她去城里住，说是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搬家的那天，她在槐树下站了很久，最后摸了摸粗糙的树皮，什么也没说。

现在，槐树下空荡荡的。石凳还在，茶水摊的方桌还在，只是再没有人坐在那里读书、喝茶、下棋了。五月的槐花依然开得热闹，却再没有人钩下来做槐花饭。风吹过，洁白的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覆盖了石凳上的刻字，也覆盖了那些被时光冲淡的记忆。

我有时会想，这棵老槐树究竟见证了多少故事？它记得张爷爷抑扬顿挫的读书声，记得李婆婆茶水摊上的笑语，记得战火中的血与泪，也记得和平年代里的柴米油盐。它的年轮里，刻着一整条巷子的历史。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终将老去，而老槐树依然会站在那里，看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它的荫庇下出生、成长、老去。它的枝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那些无人倾听的往事。

这世上，有些记忆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有些故事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但总有些东西，像这棵老槐树一样，默默守护着一段又一段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