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手指粗短，关节突出，像老树的根瘤。他抓一把谷子摊在掌心，眯起眼睛一粒粒地数，动作慢得让人心焦。有次我耐不住性子，伸手去拨弄那些金黄的颗粒，却被他用烟袋杆轻轻敲了手背。

"一粒米，七担水。"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皱纹会聚拢成一道道沟壑，"你糟蹋的不仅是粮食，还有农人的血汗。"

粮仓的西北角放着个褪色的红木箱，祖父从不让旁人靠近。某个梅雨季节，我趁他午睡时偷偷掀开箱盖，发现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布口袋，每个都装着不同的粮食：糙米、精米、糯米、小米、高粱、玉米……口袋上用毛笔写着年份，最早的要追溯到民国三十七年。箱底压着张发黄的照片，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挤在粥棚前，伸长脖子望着镜头，眼睛大得吓人。

那年秋收后，村里来了个收粮的商人。他穿着锃亮的皮鞋，在晒谷场上走来走去，金黄的谷粒在他脚下发出细碎的爆裂声。祖父蹲在屋檐下抽烟，烟锅里的火光忽明忽暗。商人嫌稻谷不够干燥，要压价三成。父亲搓着手说今年的化肥涨价了，能不能再商量。商人突然笑起来，抓起把谷子扬向空中："这点瘪子，喂鸡都嫌磕牙！"

谷粒雨点般落回地面，有几颗蹦到了水沟里。祖父的烟袋杆"啪"地断了。他慢慢站起身，从墙角抄起扫帚，开始一粒一粒地扫那些散落的粮食。晒场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佝偻的老人跪在地上，用树皮般的手掌捧起混着泥土的谷粒。商人讪讪地走了，临走时还踢飞了几颗稻子。

粮仓的梁上悬着十几个竹编的漏斗，祖父管它们叫"粮食的耳朵"。每逢阴雨天，他就踩着梯子把耳朵一个个取下来，倒出里面可能存在的蛀虫。我仰头望着他颤巍巍的背影，总觉得那些漏斗像一个个小小的绞刑架，处决着偷食的罪犯。有一次，我在米饭里发现条米虫，刚要惊叫，祖父却用筷子轻轻夹起它放在窗台上："它吃你一口，你吃它百口，算起来还是你赚了。"

去年回乡，发现老粮仓改成了麻将室。铝合金门窗反射着刺眼的阳光，里面传出哗啦啦的洗牌声。村口新开了家自助餐厅，招牌上写着"25元随便吃，浪费罚款"。我走进去，看见几个年轻人比赛谁能摞出最高的餐盘，金黄的炒饭从盘沿溢出，在雪白的桌布上画出滑稽的图案。墙角垃圾桶里，半个没咬过的馒头正瞪着眼睛看我。

餐厅老板是祖父当年的邻居，如今发福得认不出来。他叼着烟数钱，笑着说现在年轻人就爱这个调调。"反正粮食便宜，糟蹋点儿不打紧。"烟灰落在一碗没动过的汤里，发出轻微的嗤响。

回城路上，大巴车在服务区停靠。洗手间门口，有个穿制服的清洁工正把整桶的盒饭倒进泔水桶。白花花的米饭瀑布般倾泻而下，让我想起祖父粮仓里那些会呼吸的谷粒。突然从桶里捞起个完整的馒头，在制服上蹭了蹭，塞进怀里。她抬头看见我，窘迫地笑了笑："带回去喂狗。"

我想起粮仓红木箱里那张照片上饥饿的眼睛。现在它们应该在某个垃圾填埋场里，静静注视着这些被掩埋的盛宴。祖父的烟袋杆若是还在，大约又会"啪"地一声断成两截。

夜晚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我站在落地窗前，看见楼下便利店的小伙计把过期的饭团扔进黑色塑料袋。那些曾经被七担水滋养的米粒，此刻正与化学合成的干燥剂紧紧相拥。玻璃窗上，我的倒影与霓虹灯广告重叠在一起，广告牌上的女明星正捧着一碗珍珠米饭巧笑嫣然。

一粒米从播种到上桌，要经历七十二道工序。而它从餐桌到垃圾桶，只需要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我们这代人没见过真正的饥饿，便以为饱足是天上掉下来的。就像那个往沟渠里扬谷子的商人，永远不懂祖父弯腰拾起的，不仅仅是几颗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