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6月16日，我圆了一个梦

6月16日，我圆了一个梦——六十年弹指一挥间，邬隘中学六六届初中生在宁波举行甲子相聚。我有幸接到邀请并赴聚，见到了六十多年记忆中的同学，筑就了一座人生初中起点的闭环里程碑。

我先感谢干国新、林齐伟、张祖英三位同学。四年前，我在头条发了篇回忆造水库的拙文，纷至沓来的留言中突然跳出“你是不是邬隘中学66届初中乙班的罗维开同学？”这一问，一下子唤醒了我近六十年对同学和老师的思念之情，激动地意识到，原来同学们没有忘记自己，于是，两人激情互动。从此以后，我们虽没有线下见面，但文章上文字互动一直不断。三年前，我又在另一个平台发了篇《邬隘中学，我感情的港湾和精神锚地》，某日，手机骤响，是个陌生电话，一接起，对方竟直接呼我名字，介绍自己是甲班的林齐伟，说看到我的文章后，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电话，并介绍了66届初中同学会的有关情况，意在召我“回家”，话语间充满着久别重逢的亲切。接上关系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微信和电话互动。张祖英因为与我是同行，六年前在邬隘中学82届初中同学会上以受邀老师的身份互相见过面，并加了微信，这次甲子聚，他直接把有关信息第一时间发给了我，但可能出于对我的尊重，没有问我参加与否，大概知道也许我会有一些思想顾虑。

接到甲子聚消息后的一个月内，我心潮澎湃，祖英发消息，显然期待我参加，等同于邀请。从这一刻起，彻底激活了我对同学老师的思念之情，同学们青涩稚嫩的脸庞，一个个浮现在脑海中，校园往事一幕幕如潮水涌来。但我也曾陷入了心理矛盾，因为相对于66届毕业生来说，我不具备完整意义，在校只有一学期时间，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放弃的话，那将永远见不到日夜思念的同学？人生的初中阶段，任何人只能经历一个甲子，再不去会会魂牵梦萦的他们，将是终生遗憾！想到这里，于是就决定来参聚。

决定参聚后，又一个难题困惑了我：我出于还心债，总感到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复杂的人生，十有八九自1966年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动荡中务农了，务农期虽有长有短景况不一，但都亲历或目睹了农民之苦，农村之穷，农业对稳定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之大，不把这些写出来，总感到愧对人生。这一想法，成了我的一笔心债，于是自2021年起动笔，二年成书，书名为《中国南方乡村轶事》，限于出版物的政治限制，以及自己的水平及写文仓促，七折八扣，书虽出版，但之粗糙，唯自知，好在是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记录，是农村历史研究的佐证，这是我写文章的本意，也是此书之价值所在，有幸镇海区图书馆已把此书列入乡邦文献永作馆藏。又，书中所写的多数是我们老三届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且出书时部分同学已获赠此书，如果本次参加甲子相聚，六十年未相见的同学各送一本，岂不是好事？但反转一想，又有顾虑，因为与同学六十多年未相见，当年我只有很短的学业期，现在居然要送大家一本书，显得很突兀，是否会被人误解成显摆。带着这种忐忑的心理，我征求了祖英和齐伟意见，想不到得到了组委会的大力肯定和支持。于是，我终于消除了思想顾虑，想想也对，人生初中逢甲子，再不送书待何时？

6月16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我们终于相聚在一起。甲子相聚虽然短暂，但我感觉到了浓浓的同学情，六十年积淀瞬间爆发。我感谢组委会对我的暖心眷顾，特意安排我发言，就餐时待我以嘉宾之礼。

遗憾相聚匆匆，六十年的别离牵挂竟无从畅聊，尤其令人唏嘘的是，昔日留在记忆中一张张鲜活稚气的脸，现在都遍布沧桑，满头白发，好在昔日的脸型都还在，虽然爬满了皱褶和艰辛，但都依稀辨认得出谁是谁。我最难忘的是当年乙班几位印象最深的同学，其中有天生就是笑脸的乐伟珠，似乎日日夜夜乐呵呵像是弥勒佛的妹妹，一脸福相，那天她一进来，我第一时间就对上号了。当年她既是班干部，又好像是什么课代表，分发本子时，总会洒下一路笑靥，教室里弥漫着快乐的空气。当年的周祖颐，我印象中是少年美男子，可能又加上他学业优秀，深得老师器重和同学青睐，比较活跃，因此印象也特别深。他白净方正富有轮廓的脸，音容笑貌依旧，只是老矣，但精气神俱佳。当年常坐在教室里同桌吃饭的张斯杰，文静性格未改，基本脸型还在，只是苍老得简直使人恻隐，莫名心疼，想必是生活的艰辛把他雕刻成了如此模样，但他神情中仍透露着善良、乐观和坚强……

可惜的是我常常想念的顾国伟同学，那一天的人群中没有发现。记得我辍学以后的第五年，大约1970年前，在后洋砖窑厂挑碎砖，远远发现他领着一群生产队社员分麦秆。他当时手里拿着一张纸，按纸上数据数麦秆，看得出是生产队会计，可惜当时我不敢上前贸然相认，一是各忙各的，二是我自卑，因为自己毕竟只读了一学期书，哪敢与读满三年的同学比——当年我们这届读满三年的毕业生，是初中老三届中学业基础最实的，农村中和寥寥无几的高中老三届一样，可以算都是“秀才”级的人才了——我们这届像顾国伟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很多的，例如甲班的王志悍，在辛峰大队当了多年党支部书记。三年前我路过辛峰村，向村民打听，一听问王志悍，对方马上说是我们的老书记。一听是“我们的老书记”，我就知道志悍同学已是有故事的人了，所有的故事，就浓缩在“老书记”三个字中，他们是乡村的脊梁人物，电视剧《老队长》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作。除了担任农村基层干部，有的同学，毕业后成了地方的文艺人才，湖塘的乐俊玉就是如此，1966年村宣传队演出歌剧《红梅赞》，剧中主角江姐，就是由她饰演的。当年我看过此剧，她在台上演江姐，我在台下剧场边卖自留地的甘蔗。至今，她身穿红色旗袍的江姐形象和激越高亢的歌声，仍萦环在耳畔。当年也是出于各忙各的和自卑的原因，竟没有当场向她们打招呼。这次同学会娱乐活动中，开口听音，她的水准只能用专业级来衡量了。

这次同学会，更有意外惊喜，既是小学同学又是中学同学的同村人方月娣，六十多年音信杳然，竟从杭州由儿子陪来，咫尺相遇，寒暄之余潸然动容，互道珍重。更惊喜的是，还有那个印象中脸圆圆眼睛大大的已远在异国他乡的小学和中学都同过学的王凤美，竟也作了视频互动，这一切，恍如梦中……

真的，这次6.16，圆了我的一个梦！

我是1964年初辍学的，主要原因是家里筹不齐4.5元书费学费，直接原因是每天中饭带到学校的小菜除了咸齑还是咸齑，少年不知愁滋味，不体谅大人难处，一使性说不想上学了。想不到这次使性，竟成了与同学们六十多年的诀别。

失学后人太小，生产队不要我，于是每天上午上山砍柴，下午在山坡上开荒，休息时坐在柴丛中或树荫下看书。下半年，种出的番薯制了数十斤淀粉，经人引荐卖给邬隘中学的老师。那天我和妹妹抬着淀粉走进熟悉的学校，路过当年的教室时，心情复杂，竟难为情地低头路过——其实当时我多么想与同学见见面，叫一声老师，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匆匆一别，竟是六十余年。

1964年年底起我跟堂叔学过木匠，14岁的人，个子很小，拉不动大锯，推不动刨，人们笑着，像围观观音菩萨身边的善财童子一样看稀奇，我很难为情。但终因时代原因，堂叔因手工业社解散和民间太穷土木不兴等原因回家种田，我也因此成为农民。

成为农民后，我的工分底分从3分起，先与妇女为伍，后身体慢慢强壮起来，底分逐渐升到5分，8分，9.5分，二十几岁时评到10分，成为正劳力。

16岁时，我还卖过自留地种的甘蔗，挑着切成段的甘蔗担，每天穿村走巷叫卖，2分一段，3分一段……

稍大些，每年农闲年年去做水库掏河——灵峰水库、新路岙水库、城湾水库、新碶掏河掏浦……十年间，水利工地上，我挥洒过多少汗水。

农忙了，春耕、双抢、秋收秋种、没完没了的插秧、耘田、打稻、挑担、卖夜谷、拔早秧。那时候的蚂蝗真多，每天脚上血总会汩汩地流……

有时还要去新碶大碶兑灰兑便，与城镇供应户讨价还价他们拉出的粪便，站在两种户口制度鸿沟的底部，被对方白眼，忍受着人格的屈辱……

农民之苦，农村之穷，农村中使人窒息的落后意识形态，以及因家庭原因罩在我头上的政治色谱，使我找不到人生出路，逼得我二十岁起，加倍努力看书学习。我只有与知识和书本对话，才感到精神安宁与富足，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的学习虽谈不上悬梁刺股，但也算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由于家庭政治成分的影响，我在农村，入团受阻，恋爱受挫，参军受限，招工和入党更是被入了另册。尽管我在农村积极上进，努力参加宣传队和民兵工作，担任过民兵副连长，武装民兵副排长，村里的篮球运动组织得红红火火，在青年中威望很高，也得到公社武装部长沈天高赏识，但父亲的政治问题（摘帽右派）像一座大山，始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逃离农村，决计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天地，因为我学历低（初中只读了一学期），本村本地的学校代课根本轮不到我，但是父亲看了我写的文章后，高兴得自言自语，说我是凤毛麟角，于是托新碶的好友顾尧洲老师留心代课机会——顾老师是我命运转折的发轫人。1975年，我就到新碶隆山学校代课，任教戴帽初中的语文，也教过数学。第二年，邬隘公社的武装部长沈天高同志调任江南公社任武装部长——他是我命运的又一贵人，推荐我去江南中学代课，任教初中语文和高中体育。体育教师首先要领做广播体操，但我不会，于是偷偷去大碶中学“隔墙偷艺”，专等校内课间操时，趴在围墙上，一节一节地看。校内广播体操结束，我才回家。回家路上，比比画画地回忆广播体操动作，一路走一路练，引起路人都好奇地看我，回到家时，八节广播体操学得差不多了。

在江南中学代课的第二年，即1977年，高考恢复了，我勇敢地报了名，经两轮考试，终于榜上有名。但父亲的政治问题像一座大山，又挡住了我的前程，因为1977年拨乱反正开始，我认为右派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所以录取前政审表上没有填写父亲是摘帽右派，结果当年负责招生的人“左”倾的惯性仍很严重，录取中，我因为没填父亲的历史问题而被无情刷下。

高考上榜又被刷是我人生中最感绝望的至暗时刻。

好在后来国家发现当年各地高考录取因“左”倾政策，影响了公正性，于是紧急下令纠“左”以拨乱反正，全国增招三万大学生，我有幸也得到补录。虽然录取的只是师专，但那时只要户口能迁上工作能分配就知足了，那管它本科专科。老实说，那时候能考上专科，比现在考985都难，因为录取率只有4.8%，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我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邓公，是我命运的最大贵人！

现在回想，我当年之所以能考上大学，除了家庭原因和自己努力之外，要再一次感谢叶诗芳老师。他开启了我的文学悟性，尽管只教过我一学期，但他语文课循循善诱，利用课文妙句妙段对我的点化，我永难忘。《天上的街市》《老山界》《牛郎织女》《王冕学画》《周处》《苛政猛于虎》等语文课授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以下经他精彩点评的句段形象思维，像电影镜头一样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王冕在雨后观察到的景色：“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

红军在夜过老山界时：“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

尤其是教《周处》一课时，叶老师学着宋名士陆清河鼓励周处痛改前非时的“何忧令名不彰邪”一句，眼睛扫视着学生，目光中满是鼓励，好像在说，罗维开，不必担心成绩差，只要用功，你也能有出息的。

——只要努力，你也能有出息，我一直牢记着。我之所以能坚持读书学习，叶老师的文学开悟一直起着引领作用。

1977年，是我的命运逆袭年，全国恢复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我也冲上彼岸。一是我运气好，二是也算为邬隘中学66届同学争了一口气，当年这一场伟大的拨乱反正——大学开考取士，我们届不是空白，我代表大家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遗憾的是如果十一年前不停止高考，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命运就不一样了，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和不公平，我对大家深表同情。

唉，可惜人生没有回程票！

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再次感谢这次甲子聚！感谢甲子聚的组织者！感谢同学们对我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