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汀河
图为作者伯父潘江汉（1916——1996），儋州市白马井镇二里人，是一位从硝烟中走出来的琼崖纵队战将，中学时就投身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琼崖纵队支队长、第五总队长等职务。解放后历任海军榆林基地副司令员、海军湛江基地副司令员、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首任局长、海军广州基地副司令员（正军职）。荣获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革命回忆录《转战琼岛十二春》潘江汉
人生过半，静心回望来路，心中满是感慨。常有人问，出身寻常渔家之地，一步步走到如今，靠的究竟是什么？我既无过人天赋，也无顺遂捷径，唯独自幼浸染红色家风，心怀一份踏实韧劲，遇事不低头、失意不气馁，凭着一腔自强之心安稳前行。身为革命先辈潘江汉将军的侄子，生长在红色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家国大义，先辈的风骨与精神，早已融入我的骨血，伴随我走完半生岁月。
一、白马井故土，红色血脉扎根心底
我生于儋州白马井，长于这片三面环海的滨海渔乡。从小听老人们讲白马井的传说：伏波将军带兵到此，荒蛮之地找不到水源，将军的白马吃草时拔掉一棵草，泉水“泼”地涌出，解了全军之困。将军为纪念白马，就地修井，白马井因此得名。这个传说我从小听到大，每次听都觉得心头一热——我们这片土地，是有灵性的，是能出人才的。
近百年来，白马井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有潘江汉将军，中学投身革命，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后来成为广州海军基地副司令员（正军）。抗战时期三片坡战斗中，他被日军子弹射中，幸亏口袋里八块光银救了一命，他捂着伤口继续指挥战斗——这股不怕死、不服输的血性，就是马井人的基因。有数学家刘璋温，
从小酷爱数学，从白马井小学考上海南中学，又考上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后与华罗庚、陈景润共事，为共和国数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一个渔家子弟，靠一支笔、一摞草稿纸，登上了科学的高峰。还有吴明吴明（1916——1961），儋州市白马井镇二里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儋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委书记、西区地委书记、琼纵一总队政委等职，解放后往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留校，担任该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总支书记等。196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病逝。
、许禄丰
许禄丰(1913——1991)，原名圣辉，白马井镇荣昌巷人, 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毕业，中国物理学学会理事，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解放前曾在云南、广州、海南等中学、大学执教。解放后历任那大中学校长、海南师专副校长，海师附中首任校长。连续当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海口市民盟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海口市副市长等职，享受厅级待遇。在长达50年的教书育人的生涯中，治学严谨、治校有方，饮誉海南教坛，被人们称为“府海名师”。
、霍雨佳
霍雨佳(1925——2001)又名翊雄，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人。中共党员，文史编审，国务院特贴一檔专家。1949年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先后担任《湖北日报》、《海南日报》编辑、《海南师专学报》主任、《海南大学学报》主编。1992起享受国务院国家级特贴一檔专家特别津贴，被海南省授予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出版《三国演义》及二十五史相关专著二十册，近四百万字。部分作品更名或翻译后在香港、台湾地区及韩国等国家再版发行。
、万真
万真（1921——1949），儋州市白马井镇二里人,曾就读复旦大学，后参加新四军被派遣回琼，历任琼崖地委机关报《先锋报》记者、区党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等。1949年因“学联冤案”株连遭错杀于五指山毛阳毛兴坡尖村。1953年，党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潘云汉
潘云汉（1912——1941），儋州市白马井镇二里人,1931年考进广东高等警官学校，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组织派遣回乡从事革命工作，历任白马井镇党支部书记、江南区委书记、“琼纵”三大队九中队指导员等职，1940年在反“扫荡”战斗中负伤医治无效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系儋县早期先烈之一，2006年，儋州市人民政府为其立碑。
、吴浪渡
吴浪渡(1914——1942)儋州市白马井镇二里人，又名吴名章，字兆荣，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儋县中学早期的学生党员之一。历任儋县中学支部书记、县委代理书记、“琼纵”三支队一大队政委等。1942年参加“琼纵”视察团在琼山县东山镇被日军围捕，受刑坚贞不屈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5年，被国家民政部入选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称号（全省两批共5人入选）。
、吴明辉
吴明辉(1912——1946)儋州市白马井镇二里人,字绍典，曾就读儋县中学，1939年与胞弟吴绍荣（吴浪渡）移交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成功策反台籍日军一班长，抗战胜利后任白马井镇长助理员，1946年病逝，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万仲文
万仲文（1911——1988），原名万蔚程，海南省儋州市人白马井镇胜利街人，大革命时期，就读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1935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研究院学习，专攻日本外交史和日本政治史。1937年回国，1939年任广西大学讲师，解放后，历任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名誉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主要著述有《中国外交之史的分析》、《均权制度的理论研究》等。
、苏邦贞苏邦贞(1920——1947)儋州市白马井镇，四里人，曾在海口地区读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长助理等职，1947年在大成镇征粮时被国民党军伏击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
……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从这座小镇走出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立壮志，心中有家国。
这些乡贤的故事，就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年少时的路。他们皆是出身平凡，凭着自身努力闯出一番天地。这些身边榜样时时激励我：同为白马井儿女，身为红色家庭后辈，他人能坚守初心奋力前行，我亦能踏实努力，不负家风教诲。
二、光脚读书的日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读小学的时候，我连鞋都穿不上。跟孩子说起这段往事，他们死活不信，直到我翻出白马井中心小学的毕业照，指着前排那个光着脚丫的小男孩说“这就是爸爸”，他们才震惊得说不出话。
冬天最难熬。学校操场是沙地，做早操时，脚板踩在冰冷的沙子上，冻得钻心。我们就用脚不停地拨开上层冷沙，踩进下面稍暖的沙层，就靠那一丝丝暖意，熬过一个又一个冬晨。
条件苦是苦，可我们读书的劲头却足得很。那是“文革”时期，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很多人都不把学习当回事。但我们班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谭峰老师。谭老师常说：“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把学生培养成祖国的有用人才，是一种失职。他动情地告诉我们："中国靠你们来建设，你们必须努力学习。”“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几十年过去，仍时常回响。
那时候我们语文基础差，写作文是老大难。谭老师就手把手教，一篇篇读范文，一句句分析。他规定我们写周记、写日记，改作业极认真。好作文还推荐到镇广播站，一旦播出，全班同学都能激动好几天。
为培养观察能力，谭老师常带我们进工厂、下渔村，看工人生产，看渔民劳作。他说，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那时候，校园像一块磁铁，牢牢吸引着我们。天不亮，鸡刚叫头遍，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往学校跑，教室里的读书声，比朝阳起得还早。
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爱上了文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像春雨滋润心田，让我从小就懂：人活着，要有骨气，要有追求。
现在回想，条件苦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志气。光脚在沙地里读书的那些年，磨出的不只是脚上的茧，更是心里那股韧劲——不服输，不低头，自强不息。 三、搬石头悟出的道理——知识改变命运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是寒假搬石头的那段经历。家里不宽裕，为攒学费，我寒假去工地搬石头。一块几十斤重，从早搬到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磨出血泡，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就在那些天，看着工地上风吹日晒的工友，再想起办公室里看图纸、写文件的人，我突然想通了：为什么有的人工作环境好、不用出苦力？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
那天晚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潘汀河，你还年轻，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你要学习，要奋斗，要彻底改变人生！
从那以后，学习成了我终身的自觉。可惜动乱年代基础差，1978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但我没灰心，更没放弃。我进了高考补习班，重新捡起课本，一头扎进书堆。
就在铆足劲准备高考的时候，1979年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举国征兵，号召青年参军报国。那一刻，我犹豫过：继续考大学，还是参军入伍？ 但很快就下定了决心：好男儿志在四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那时候部队还没有军校可考，但我读了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心里有个坚定的念头：国家要发展，军队要现代化，到了部队，一定也有军校可以考！
就这样，我告别养育十八年的家乡，应征入伍。临走时，什么都没多带，就扛了一袋子数理化书和几本笔记本——我知道，只要不放弃学习，就总有希望。
四、军营淬炼——咬着牙，把潜能逼出来 刚到部队，条件比想象的还苦。每月四十五斤大米，六元钱津贴，买些牙膏肥皂和几个笔记本就没了。可我心里充实：能为国家奉献青春，是光荣的事，生活苦点算什么？
真正的考验是训练。每天高强度的体能、战术训练，五公里、队列、摸爬滚打……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记不清多少战友，一个接一个累倒在训练场。 我也累，也苦，但咬牙坚持着。心里憋着一股劲：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还要做得更好！多年后听到一句话："人，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我想，那时候的我，就是凭着不服输的韧劲，把潜能一点点逼了出来。 身体的苦还好熬，最难受的是想家。多少个疲惫的深夜，训练结束，别人都睡了，我就着昏黄灯光给父亲写信。写部队的苦，写训练的累，写对家人的思念。写着写着，眼泪就掉下来，打湿了信纸。可每封家书，都像一篇作文，生活的感受、人生的思考，都写进信里。后来发表在《儋州报》的《往事，200元》，素材就来自那段日子的家信。 再苦再累，学习没放下。每天训练结束，不管多晚多累，都要拿出书看一会儿。实在太困，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时，书还压在胳膊底下。
因为有文化基础，我后来当上了连队文化班长。那时候全军统一高考，考上就能上军校。师里组织预考，全团三人入围，我是其中一个。
可就在摩拳擦掌准备冲刺的时候，部队一纸命令：开赴广西边防轮战。军令如山。我二话不说，收起课本，打起背包，准备上战场。有人替我惋惜：好不容易进了预考，错过复习时机，太可惜了。可我不这么想。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个人必须让道——这就是家国情怀。连国家都保卫不了，个人前途从何谈起？因为仓促上阵，那一年没考上军校。但我不后悔，更不气馁。没关系，还有明年，我还年轻，我能等！ 八个月轮战结束，我们从边防撤回。 第二年，再次参加全军高考。这一次，我考上了——桂林陆军学院！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想起当年工地上搬石头的自己，想起那个发誓"要改变命运"的少年。我做到了。用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军校毕业后，从排长干起，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副参谋长，一步一个脚印。2000年转业到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后以副调研员退休。
半生风雨走来，我愈发坚信，所有吃过的苦、流过的汗、付出的努力，终会成为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底气，从来都不会白白虚度。 五、深耕笔墨创作，书写故土红色情怀
我还有一个爱好——写作。九十年代初，我在部队当连长，特别爱读散文。不光读，还抄——每天抄一篇好散文。都说十读不如一抄，我深以为然。抄的时候，一字一句琢磨：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好在哪里？就像大米要消化才能变成血液，好文章也要反复咀嚼、吸收，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
我一直想写写家乡白马井。可这个题目，多少人写过？怎么才能写出新意？写了一遍又一遍，总不满意。
后来有一次回白马井，一个人在海边沙滩上走啊走，想啊想。海浪拍岸，夕阳洒在海面，波光粼粼。突然，灵感就来了——"小镇在大海的岸旁，三千多户人家，拥聚在一起。远远望去，那条黄金海岸，在大海的波涛中，似一页细密的歌谱，又如同少女的曲线，环绕小镇，记下一串串透明晶亮的故事。"就这一句话，整篇文章活了。《白马井情愫》写好后，怀着忐忑心情投给《海南日报》。没想到，没几天就登出来了，还是文艺版头条！第一次投稿就发表，还上了头条，我高兴得像个孩子。 从那以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路。后来深入白马井渔人生活，又写出《德山老爷》，获得很大成功。陆续在《检察日报》《华南军事通讯》《海南日报》《检察新时代》《海南法制报》、《三亚文艺》、《儋州文艺》《儋州报》发表几十篇文章，写部队生活，写检察工作、家乡情怀，写英雄人物。 有一次，原儋州市团委书记李博文跟我聊天，说："我是大学本科文秘专业，科班出身，为什么写的东西总不如你接地气？"
我告诉他：文学这东西，光靠书本不够，还要有生活历练，有真情实感。最好的文章，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大家心里都有这感受，可没人能写出来，你写出来了，就成了。怎么做到？没有捷径，就是多读、多写、多体验生活。 这些年，在报刊、网络平台前前后后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自2013年起，在潘江汉纪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宣讲60余场，听众超3万人次。合作完成《儋州故事·潘江汉，从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将》发表于《儋州报》；《解放海南首战——白马井寨基潮头登陆侧记》被收录于《海南史志》；今年6月在《海南日报》发表《新宁坡大捷——琼纵一总队溃敌一个师》。
这些文章，写的是海南的英烈，是白马井的骄傲。写这些人物时，常常写着写着就流泪。因为他们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名字，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他们选择了牺牲，选择了奉献。 这些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核心就是一个字——“情”。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心。正因为千千万万英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传下去，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承袭红色家风，半生自强前行，一路走来深知，世间万般浮华皆是云烟，平平淡淡安稳度日，坚守初心不负本心，凭借自身努力安稳度日，便是人生最珍贵的幸福。半生过往皆为阅历，往后余生静心度日，以平和之心看待世事，以赤诚之心坚守初心，不负家风教诲，不负半生耕耘，安然从容走完往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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